在中国抗战最艰苦的时期，保罗·罗伯逊灌制唱片《起来！》，有力地支持了中国人民。宋庆龄对此十分感激，并且印象深刻。她将这套唱片珍藏在上海寓所。
保罗·罗伯逊用中文灌制的唱片集《起来！》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民主运动的镇压。1945年11月14日，罗伯逊在美国举行的世界争取自由大会上发表演说，谴责美国政府支援反人民的蒋介石政权。此后，中国内战爆发，以罗伯逊和埃文斯·卡尔逊准将为主席的争取和平全国委员会，于1946年9月召开会议，动员公众舆论要求美国从中国撤出武装力量。罗伯逊还参加了“争取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”。这个委员会坚决反对美国介入中国内战，并在1949年发动了支持承认中国新政权的签名运动。罗伯逊率先参加，还留下了握笔签名的照片。
1946年7月1日，保罗·罗伯逊致信，以争取和平全国委员会和美国其他一些组织的名义，邀请宋庆龄于当年秋天到美国访问。他说，9月下旬将在纽约的爱迪逊花园广场举行群众集会，请宋庆龄在会上发表有关中国的演讲。他热切地期望，秋天能在纽约见到宋庆龄。然而，宋庆龄没有接受这个友好的邀请。尽管她曾经表示:“我多么希望现在就能实现访美的计划！”但是，这个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。不仅因为当局不会发给她护照，更重要的是，在严重的政治危机和日益激烈的内战冲突中，宋庆龄不能离开灾难深重的祖国。她说:“当孩子有死亡危险的时候，母亲是不应该离开家的。”
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。听到这个消息，罗伯逊立即致电毛泽东主席:“我们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，因为它是争取世界和平与人类自由的一个伟大力量。”他还和几位朋友一起走上街头，手挽手用中文高唱“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…”，以示祝贺。这一年，他在捷克的布拉格参加会议，遇到了中国代表钱俊瑞。钱俊瑞邀请他到中国。他说:“明年一定去，先到菲律宾，后去中国。”但到第二年，美国政府吊销了罗伯逊的出国护照。
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后，为了让世界了解新生的中国，宋庆龄计划制作中国歌曲的唱片。12月她写信给美国友人耿丽淑，准备将选定的歌曲寄给耿丽淑，转“请保罗·罗伯逊灌制，就像他从前为保卫中国同盟歌曲集所做的那样”。
美国法西斯分子惧怕保罗·罗伯逊的正义声音，企图用暴力威胁令他闭嘴。1949年8月27日，为了阻止保罗·罗伯逊在纽约州毕克斯基尔举行音乐会，数千名法西斯暴徒冲进会场，用木棍、石块和其他武器殴打听众，并纵火烧毁舞台。站在一旁的警察竞视若无睹，丝毫不予制止。这一暴行激起了群众的愤怒。9月4日，纽约三千人组成了志愿保卫队，肩并肩围住露天音乐会场。虽然法西斯暴徒使用了种种干扰手段，罗伯逊的演唱仍然顺利进行。但是，当听众离开会场时，又一次受到了大批暴徒的袭击，甚至许多在场的警察也参加了对听众的殴打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宋庆龄怒不可遏。1950年1月16日，她发表文章，强烈谴责在幕后支持这种无耻行径的美国华尔街上的垄断资本家。她说:这些人的“利润越大，美国的人民就越受压迫。公民权利被打倒被扔掉了。警察的作为生动地表明，他们不过是既得利益者的工具。毕克斯基尔事件就说明了，他们所保护的只是用金钱豢养他们的家伙，而不是人民”。
1949年12月10日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，保罗·罗伯逊的夫人应邀出席。当时宋庆龄正在上海，未能与会。12月22日，亚洲妇女代表大会参观团一行七十四人到上海参观，宋庆龄亲自到火车站迎接。使宋庆龄喜出望外的是，保罗·罗伯逊的夫人也来到了上海。在1950年2月致耿丽淑的信中，宋庆龄写道:“如你所知，保罗·罗伯逊的夫人参加了亚洲妇女代表会议。作为日程的一部分她也来过上海。我和谭宁邦有机会与她交谈。我们直接与她谈到美国援华会和中国福利呼吁会的工作，她答应她将与你联系，并将以她所能采取的任何方式来帮助中国福利呼吁会的工作。”
在这次会见中，罗伯逊夫人被宋庆龄深深吸引。回国后不久，她就致信耿丽淑，要求转达她的请求。她自告奋勇地提出，“由我来写孙逸仙夫人传记”，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宋庆龄。她说:“这将是一件充满兴趣和挑战性的工作，我将竭尽全力。”她计划在当年秋天就开始写作，并为这部传记联系好了出版商。1950年6月13日，宋庆龄复信，希望耿丽淑婉言转告罗伯逊夫人，“像这样一本特殊的书…的确应由我自己来写”。她请罗伯逊夫人对此予以谅解。
节选自：《宋庆龄往事》
作者：何大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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